鲁明善《农桑衣食撮要》若干问题的探讨
来源:    发布时间: 2019-11-09 00:12   177 次浏览   大小:  16px  14px  12px

【内容摘要】本文在认真研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证指出:延祜元年(1314)至四年(1317)间,鲁明善在安丰路的寿春县编成《农桑衣食撮要》,该书在此时完成并得以刊刻绝非偶然,应与元仁宗所推行的“新政”不无关系。与同一时期流行的《农桑辑要》和《农书》相比,鲁明善的《农桑衣食撮要》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:(一)该书记述的农作物或农事活动大多与江、淮地区有关;(二)该书特别关注蚕桑生产经验的总结和传播;(三)该书记载了不同地区,乃至各民族的农、牧业生产经验,应与鲁明善的维吾尔族属及其生于高昌,长在内地的双重文化背景不无关系:(四)该书除了按时令记述不同时段的农事活动外,还特别关注民间副食品加工、衣物保管、养蜂采蜜等知识的总结和传授;(五)该书对农业生产活动的讲解明晰、生动,文字简洁易懂,为其他农书所不及,这是此书得以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  【作者简介】尚衍斌(1958—  ),男,历史学博士,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。

  【关键词】元代农学家;鲁明善;《农桑衣食撮要》

  《农桑衣食撮要》(又名《农桑撮要》、《养民月宜》,以下简称《撮要》,不再注明)是一部按月令记述我国各族人民农事活动的农学专著。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讨论鲁明善的农业思想、作者生平及其家世、该书在农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,很少有人将其与元代其他农书加以比较分析,笔者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尝试,文章主要聚焦以下诸问题。

一、《撮要》成书的时间、地点和原因

  据张栗的序言,《撮要》完成于元仁宗延祜元年(1314),首刊于安丰(今安徽寿县)。王毓瑚先生在校订《撮要》的引言中明确指出:“本书在元代至少有延祐甲寅(1314)原刊本和至顺元年(1330)重刻本两种本子”。[1]元代文人虞集在《神道碑》中载谓:其在安丰,“修农书,亲劝耕稼;从义役,而民力始均”。[2]而《成化中都志》卷6《名宦传》则称:“鲁明善元时出监寿郡,编集《农桑撮要》,传于世”。笔者研究认为.鲁明善自延祐元年(1314)至延祐四年(1317)间出任安丰路下辖的寿春县达鲁花赤,此书应在这一时期编撰而成。安丰路及其下辖的寿春县均属河南江北行省,该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与江南及北方有一定差异。以往农书,诸如《汜胜之书》、《四民月令》和《齐民要术》大多介绍黄河流域的情况,而鲁氏这部书在寿春写成,主要讲解淮南地区的农事活动,这里比较靠南,农作时令与黄河流域的情况自然有所区别。例如种麻,《齐民要术》上说:“夏至前十日为上时,至日为中时,至后十日为下时”。也就是说应在农历的五月份种麻。可是,《撮要》却说“二三月皆可种之”,而且还说“宜早,不宜迟”。又如《汜胜之书》说“二月注雨可种芋”,《辑要》引《务本新书》也说“二月种为上时”。但《撮要》中却将“种芋秧”列在正月里,并且说“候发出三四叶,约四、五寸高,于三月间移栽之”。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,兹不一一举不。所有这些时间上的差异,是由于各地农事活动季节的不同而决定的。众人皆知,茶主要产于江淮以南及福建等地。东鲁王祯引《四时类要》记载说:“茶熟时收取子,和湿土拌匀,筐笼盛之,……至二月中,出种之树下或北阴之地。”[3]而鲁明善《撮要》并未强调茶树要延至次年二月栽种,这或许与淮南地区冬天的气候特点有关,因此仅言“种茶,宜斜坡阴地走水处”,不然,“水浸根必死”。[4]水牛是江南地区常见的牲畜,在农业生产中发挥较大作用。鲁明善对其生活习性十分熟悉,他说“水牛夏间下水坑不司触热,冬间要温暖切忌雪霜冻饿”。[5]根据《撮要》所记内容和其他相关信息,我们有理由相信:延祐兀年(1314)至延祐四年(1317)间,鲁明善在安丰路的寿春县编成此书。

  那么,鲁明善何以编撰《撮要》?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。元朝统一全国后,受重视发展农业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。忽必烈即位之前,开始注意到游牧贵族一直忽视的农业问题。姚枢成为元朝常设专职的第一位劝农使。他身至八州各县,“教使劝农”,传达忽必烈重视农业的意旨。姚枢的劝农活动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,若干年后,其侄姚燧记载说:“凡今关中桑成列者,皆所训植”。[6]忽必烈即位后,于中统二年(1261),任姚枢为大司农,以后中央政府设立了“劝农司”、“司农司”、“大司农司”等机构,具体负责“农桑、水利、学校、饥荒之事”。[7]在地方上,各道设提刑按察司(后改肃政廉访司)监管劝农事,道以下路、府、州、县官,皆以本职监管劝农事。元朝政府还明令规定黜陟或考核官员要以督农勤惰而定。元代文人胡祗通在《论司农司》一文中载谓:“农官按治司县,供报簿集数目,似为又功,核实农人箧笥仓廪,一无实效”。[8]由此可以判断,劝农官的政绩以农人仓廪内粮食的多少而定。随着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,总结和推广生产经验便成为可能。自元世祖至元十年(1273)以后,各种体裁的农书相继问世。主要有官修的《农桑辑要》(至元十年编纂)、《农桑杂令》,私撰的有王祯的《农书》(1313年成书)、鲁明善《农桑衣食撮要》(1314-1317年间编成)、罗文振《农桑撮要》、苗好谦《栽桑图说》(1318年成书)、汪汝懋《山居四要》、陆泳《田家五行拾遗》(不详)、修延益《务本直言》、刘宏《农事机要》(不详)、桂见山《经世民事录》、俞宗本《种树书》等,[9]其中影响较大,并且流传至今的有《农桑辑要》、《农书》和《农桑衣食撮要》三部书。值得注意的是,上述十二部农书,能够断定其成书年代者共四部,其中三部已然出自仁宗朝,这一现象非常值得研究。学界通常把皇庆、延事占年间所推行的“儒治”视作元仁宗的“新政”。元末士人回忆起1310年代,或曰“我朝重儒,于斯为盛”,或曰:“尊尚儒学,化成风俗,本朝极盛之时”。[10]这在当时应是很普遍的看法。毋庸讳言,仁宗、英宗二朝的儒治,给蒙元制度和政治文化留下若干不容忽视的成果:第一,仁宗时编就、英宗朝颁定的《大元通制》,是元朝第一部具有法典性质的行政、刑事、民事等法规总集;第二,科举制的推行则赋予这个王朝更多的正统性;第三,理学从那时起成为官方意识形态;第四,元成宗以来官僚机构大幅度膨胀和升格的趋势有所抑制;第五,御史台督察朝政的功能在儒治风气激发下显著加强;第六,延祐经理的结果和英宗的“助役法”,也在部分地区发生效率。[11]凡此种种,均为农书的编撰和刊布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和难得的机遇。

  元仁宗延祐五年(1318),上御嘉禧殿,集贤大学士邦宁、大司徒源进呈《农桑图》。此书“实臣源建意,令臣叔谦因大都风俗,随十有二月,分农桑为廿有四图,因其图像作廿有四诗,正《豳风》因时纪事之义。又俾翰林承旨臣阿邻帖木儿用畏吾儿文字译于左方,以便御览。”[12]据此可知,《农桑图》不仅图文并茂,还被阿邻帖木儿翻译成畏兀儿文。至于进呈农书一事,《元史·仁宗纪》有载,只是书名和进呈时间与赵孟頫所记略异:延祐五年“九月癸亥,大司农买住等进司农丞苗好谦所撰《栽桑图说》,帝曰:‘农桑衣食之本,此图甚善。’命刊印千帙,散之民间”。[13]《农桑图》与《栽桑图说》是否为同一本书,值得进一步探讨。它们得以在延祐五年刊布,并且得到元仁宗的肯定,说明当时重农风气之盛。

二、《撮要》的内容和特色

  至于编撰《撮要》的目的,根据鲁明善的幕僚张栗记载,是因为以往的“务农之书,或繁或简,田畴之人,往往多不能悉;有司点视虽频,劳而寡效”。[14]当时情况的确如此,元初(至元十年)官修《农桑辑要》,共7卷,全书6万多字,实际上是一部历代农书的资料摘抄汇编。尽管如此,这部书在当时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,从书中所收农作物的种类,所述的耕作方法,所反映的气侯特点,尤其是所转引的资料看,该书内容主要局限于北方区域的痕迹至为明显。[15]鲁明善本人说自己编书的目的是“钦承上意,而教民务本也。凡天时地利之宜,种植敛藏之法,纤悉无遗,具在是书”。[16]毫无疑问,身为寿春县达鲁花赤的鲁明善响应政府“国以民为本,民以衣食为本,衣食以农桑为本”[17]的号召,为了便于敦促和指导当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才编写此书的。关于《撮要》其书,历来的评价都是很高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:“明善此书,分十二月令,件系条别,简明易晓,使种艺敛藏之节,开卷了然,盖以阴补农桑辑要所未备,亦可谓能以民事讲求实用者。”又说:《农桑辑要》、《农桑衣食撮要》二书,“一辨物产,一明时令,皆取其通俗易行。”王毓瑚先生在《撮要》的引言中说:鲁明善的这本书,“是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、比较最古的一部月令体裁的农书了”。[18]这些观点都是很正确的。

  同《农桑撮要》和《农书》相比,鲁明善《撮要》对农事活动的讲解更加明晰、生动,这或许是其能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此外,全书篇幅适中,便于庄稼人阅读,全书分上、下两卷,共约11000多字,但记载的农事活动却有208条,内容非常丰富。笔者查检此书,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:

  首先,作者记述的农作物或农事活动大多发生在江淮地区。水牛,一般生活在南方,鲁明善对它的生活习性十分熟悉。他介绍说:“水牛夏间下水坑,不可触热,冬间要温暖,切忌雪霜冻饿。”安丰路位于河南江北行省的东南部,主要生产稻、麦。此外,这里的水资源丰沛,便于饲养水禽。《撮要》中的“盐鸭子”、“修池塘”、“收鸭鹅蛋”、“耘稻”、“插稻秧”、“浸稻种”、“犁秧田”、“收小麦”、“耕麦地”、“八月种大麦小麦”、“晒小麦”,十月“耘麦”等条目即为显例。江淮地区,竹、笋较多,《撮要》涉及竹、木栽培的条目有:四月“做笋干”、“煮新笋”,五月“移竹”,八月“锄竹园”。茶,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。元代农学家王祯记载说:茶的生产,“闽、浙、蜀、荆、江湖、淮南皆有之,惟建溪北苑所产为胜”。[19]这段话尽管是从前代有关著述中引用的,但对元代大体是适用的。[20]河南行省下属的庐州路(今安徽合肥)设有榷茶提举司,说明当地亦产茶。庐州路六安州(今安徽六安)出产的六安茶,是当时的名茶之一。[21]安丰路位于庐州路的北面,同属河南江北行省管辖,两地相距不远,理应产茶。《撮要》涉及茶树种植及茶叶加工的记载就有“种茶”、“摘茶”等。

  从以上列举的资料看,鲁明善不仅介绍农业生产具体措施,还特别强调如何收到良好效果。如“收小麦条”说:“麦半黄时,趁天晴着紧收割,过熟则抛费。每日至晚,载上场堆积,农家忙并,无似蚕麦,若迟慢遇雨,多为灾伤;又秋天苗稼,亦误锄治。”这些话不仅简明易懂,而且态度亲切、和蔼,达到了循循善诱的目的,应该说鲁明善是一位关心民生,处处为民众着想的地方官。

  其次,鲁明善还特别关注蚕桑生产经验的总结和传播。全书反映农事活动的纪事共二百零八条,其中记载养蚕和栽桑内容的约十条,诸如“栽桑树”、“修桑”、“修蚕屋”、“织蚕箔”、“压桑条”、“养蚕法”、“斫桑”、“栽桑”、“浴蚕连”、“捣磨干桑叶”等,表明鲁明善对蚕桑业的生产非常重视。元代有“桑叶可饲蚕,有数种”[22]的记载。养蚕需要桑叶,必须要种植桑树。因此中国古代常以“农桑”并称,元代自然也不例外。鲁明善记载说:栽桑要“掘坑深阔约二小尺,却于坑畔取土粪和成泥浆,将桑根埋定,再用粪土培壅,微将桑栽,向上提起,则根舒畅,复用土壅与地平,次日筑实,切不可动摇,其桑加倍荣旺,胜如春栽”。[23]若非作者亲身实践或亲眼目睹桑树种植的全过程,恐怕很难写出如此详细、完备的栽种流程。鲁明善在其农书中,既不引经据典,也不咬文嚼字,而是简明扼要地记下一种(或两种)在本地区现时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。诚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所作的评价:“明善此书,分十二月令,件系条列,简明易晓,使种艺敛藏之节,开卷了然,盖以阴补《农桑辑要》所未备,亦可谓能以民事讲求实用者矣!”

  复次,元代是继唐朝之后中外文化交流的又一盛世,随着域外民族大量涌人中国内地,他们陆续将本地盛产的农作物、蔬菜、瓜果种子播撒到中国的土地上,丰富了我国农业物产的品种。有学者将《齐民要术》与元代的三部农书所记载的农作物粗略加以比较,发现新增加的作物种类约有50多种,说明从公元6世纪到14世纪的800年间,植物栽培在我国有了长足的发展。特别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些作物开始在黄河流域得以种植和推广,如菠棱(即菠菜)、莴苣、菪蘧、茴香、罂粟等,更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。[24]笔者将王祯的《农书》同鲁明善的《撮要》两相比较后,两书均予记载的品种如下:(1)谷物类:黍、粟、水稻、大小麦、豌豆、胡麻、麻;(2)瓜类:甜瓜、西瓜、冬瓜、菜瓜、瓠、芋、萝卜、茄子、姜、莲藕;(3)果类:梨、桃、杏、枣、栗、桑椹、柿、石榴、木瓜、银杏;(4)蔬菜类:黄瓜、葫芦、莙荙、芹、蓝菜、莴苣、菠稜、葫荽、韭、葱、蒜、菌子、芥等;(5)其他:苎麻、木绵、茶、枸杞、紫草、红花、蓝。

  上列农副产品中的胡麻、西瓜、石榴、莙荙、菠稜、葫荽、木绵、红花均属舶来品,学界已有定论,且有专门著述予以讨论,可资参考。[25]此外,《撮要》中提到的葡萄种植技术,造酪、造酥酒、晒干酪、制作米醋、老米醋、麦醋、莲花醋的方法,虫不蛀皮货、虫不蛀毡毛物的良方,以及收羊种、防治羊的疥疮、口鼻疮、茧蹄等病症的措施,在王祯的《农书》和官修的《农桑辑要》中均不见记载,可视作鲁明善的创新之处。《撮要》一书充分反映了不同地区,乃至各民族的农、牧业生产经验,这应与鲁明善的畏兀儿族属以及其生于高昌,长在汉地的双重文化背景不无关系。

  葡萄原产西域,汉代传至内地,有元一代才得以较大规模地种植。[26]王祯《农书·果属类》未见“葡萄”条,不知何因?鲁明善生在高昌,此地盛产葡萄。高昌回鹘时期,这里除葡萄外,还盛产杏、桃子、石榴、等水果。[27]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涉及农产品和园艺业的词汇很多,其中有“葡萄园”、“葡萄酒”、“葡萄园丁”[28]等,说明在宋元时期,高昌已经是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制的重要基地。鲁明善理应熟谙葡萄种植技术,他在介绍如何“插葡萄”时说:“预先于去年冬间截取藤枝旺者,约长三尺,埋窖于熟粪内。候春问树木萌芽发时取出,看其芽生,以藤签萝卜内栽之。埋二尺在土中,则生根。留三、五寸土外,侯苗长,牵藤上架。根边常以煮肉肥汁放冷浇灌,三日后,以清水解之。天色干旱,轻锄根边土,浇之。冬月。用草包护,防霜冻损,二、三月间皆可插栽”。[29]俞希鲁的《至顺镇江志》卷4《土产类》亦记葡萄,并注明本路所供“舍里别”,即由葡萄所造。[30]说明至顺年间,镇江路已种植葡萄。

 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,元朝以前,中国内地不产棉花,棉花从境外传人。棉花传人有两条途径,一条由中亚传人今天的新疆,再传人内地。经由这条线路传来的棉花是非洲棉(即草棉。)[31]另一条由南方传人,即经海南传人福建、广东,再传到江浙一带。这一路传来的棉花是亚洲棉(即中棉)。[32]也有学者考证指出,“金朝的河间府已种植棉花,亦即宋金时的棉花种植已越过黄河,明代的丝麻和棉大致仍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,直到经历明清之际的战祸后,棉花才占主导地位”。[33]然而,据金元时期成书的各种行记所提供的资料来看,当时的北方人似乎并不知道棉花为何物。金兴定四年(1220),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奉金主诏出使北朝(即觐见西征的成吉思汗),著名文人刘祁将其见闻记录成册,名曰《北使记》。刘祁在描述中亚民族衣着情况时说:“其俗衣缟素,衽无左右,腰必带。其衣衾茵幕悉羊毳也。其毳植于地”。[34]羊毳,即细羊毛。能种植于土壤内的羊毛,应指棉花。李志常在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中记载说:阿里马城(今新疆伊犁一带)出产一种棉织品,当地人称作“秃麻林”,“盖俗所谓种羊毛织成者。时得七束为御寒衣。其毛类中国柳花,鲜洁细软,可为线为绳为帛为绵”。[35]刘郁的《西使记》称:“垄种羊出西海,羊脐种土中,溉以水,闻雷而生,脐系地中,及长惊以木,脐断啮草,至秋可食,脐内复有种”。[36]关于“垄种羊”的信息,还见于耶律楚材的诗作。他在《湛然居士文集》卷6《西域河中十泳》吟诵日:“漱旱河为雨,无衣垄种羊”。[37]此外,他在《赠高善长一百韵》中又云:“西游几万里,两鬓今苍苍。西方好风土,大率无蚕桑。家家植木棉,是为垄种羊”。[38]很显然,耶律楚材笔下的“垄种羊”是“木棉”的别称,笔者认为这首诗极可能是他返回内地,并具备棉花的相关知识后写成的。王国维先生认为,刘郁所记“垄种羊”并非指木棉。[39]实际上,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。中亚盛产棉花以及当地人身着棉布衣的事实,耶律楚材在成书于1228年的《西游录》中亦有表述:寻思干(即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)“颇有桑,鲜能蚕者,故丝茧绝难,皆服屈晌”。[40]关于“屈晌”一词,佛经《翻译名义集》卷7《沙门服相篇》亦曾述及,认为是由木棉花心织成的大细布,不确,应指棉布。耶律楚材吟诗曰:“屈晌圆裁白玉盘,幽人自剪素琅歼”。[41]

  以上征引的诸家资料表明,金末元初的人们很可能还不了解棉花的种植及生长情况,所以才会认为“秃麻林”是由“种羊毛”编织而成。尽管如此,他们已经注意到这种种植在地下的“羊毳”或“垄种羊”的特性,诸如“其毛类似中国的柳花,鲜洁细软,可以制作成线、绳、帛、绵诸物”等等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“羊毳”种在地里并能生长出类似内地柳花的传闻完全不靠谱,但它不止一次地被当时的文人竞相载入史文,恰好说明在刘祁、刘郁兄弟生活的时代,棉花还没有大规模地在北中国种植。这种情况,到了元代才得以改善。陈高华先生研究认为:至迟在13世纪中叶,中亚的棉花已经传人关中平原。[42]江浙行省的浙西嘉兴、松江一带都种植棉花,[43]但江南尤其是江东地区(包括今江苏西南部及江西东部)棉花种植的情况并不多见,值得探讨。在棉花栽培技术传播方面,畏兀儿人的作用不可小视。元英宗至治三年(1323),畏兀儿人燕立帖木儿出任西乡(今陕西西乡)达鲁花赤,他“暇则出城劝课农桑,……至于畜牧种树,取古人之遗法,及今之见行者,丁宁教民,不违其时,又以邑民不知种木棉之利,自兴元求子给社户,且教以种之(疑为“植”字——引者注)之法,至今民得其利,而生理稍裕”。[44]而哈喇火州(今新疆吐鲁番)和别失八里(今新疆吉木萨尔)早已产棉,当地人对“棉布”,“地里的棉花”和“未经纺织的棉花”分别以不同的名称予以辨别。[45]因此,原先定居上述地区的畏兀儿人,早就熟悉种棉织布之法。西乡隶属兴元路,兴元路在陕西行省西南部,治南郑,今汉中。可见在此以前棉花已经传到南郑(兴元即指南郑),至此又由燕立帖木儿引入西乡。身为畏兀儿农学家的鲁明善又何尝不是如此,他在传授棉花种植技术时说:

  (三月)先将种子用水浸,灰拌匀。侯生芽,于粪地内每一尺作一穴,种五、七粒,侯芽出 时,稠者间去,止存旺苗二、三窠。勤锄常时,掐去苗尖,勿要苗长高,若苗旺者,则不结,至八月间收绵。[46]

  鲁明善以上所言是否真实可信?我们有必要求证于王祯《农书》的记载:

  (夫种木绵)至谷雨前后,拣好天气日下种。先一日将已成畦畛,连浇三次。用水淘过子粒,堆于湿地上……用少灰搓得伶俐,看稀稠,撒于浇过畦内。将元起出覆土,覆厚一指。再勿浇。待六、七日,苗长齐时,旱则浇灌。锄治常要洁净。稠则移栽,稀则不须。每步只留两苗,稠则不结实。苗高二尺之上,打去冲天心,旁条长尺半,亦打去心。叶叶不空.开花结实。[47]

  尽管以上援引的资料分别出自两人之手,但其所述棉花种植的流程大致相同,只是鲁明善在文字表述方面更为简洁、明了而已。他们两人都强调棉花种植应遵循以下特点:

  首先,种植的时间应在农历的三月份。谷雨,位于清明之后,一般为农历的三月初六前后。其二,播种之前,须先将棉种用水浸湿,再用灰拌匀或揉搓;其三,稠则移栽,止存旺苗二、三窠;其四,要勤锄或“锄治常要洁净”;其五,掐去苗尖(又称冲天心),苗高不结实。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,王祯和鲁明善记载的棉花种植注意事项,是在内地生产实践基础之上总结而成的。

  红花,又名“番红花”,是一种香料植物。高昌回鹘地区早已种植。[48]《委兀儿译语》将“番红花”音译“杂夫刺”。[49]元人忽思慧指出:“咱夫阑,味甘平,无毒,主心忧郁积,气闷不散,久食令人心喜。即是回回地面红花,未详是否”。[50]“杂夫刺”或“咱夫阑”是阿拉伯语的汉语音译。[51]鲁明善在《撮要》中两次提到红花:

  一是二月“种红花”:“种时欲雨,或漫撒、或耧耩,如种麻法。至五月收子便种,晚花秋间八月种亦得,腊月亦可”;[52]一是五月“收红花”:“侵晨采花,微捣细,去黄汁,用青蒿覆盖一宿,捻成薄饼子,晒干收之。勿近湿墙壁,则浥损”。[53]王祯《农书》亦录“红花”条,他指出:“红花,一名黄蓝,叶颇似蓝,故有‘蓝’名。生于西域,张骞所得。今处处有之”。毋庸置疑,红花原产西域,迨至元代,中国南北方已普遍种植。至于红花的种植方法、收花和晒花的注意事项,王祯所记和鲁明善大致相同,只是个别地方略异:

  (1)种植时间不同,王祯认为应于二月末三月初种植,五月种晚花,七月中摘花;[54]而鲁明善则认为,二月初种红花,五月收花,晚花秋间八月或腊月种均可。之所以产生如此差别,极可能是由于南北地域或气候差异等因素造成的。王祯所论多依据北方的自然条件,而鲁明善则偏重南方,故两人所记稍有不同。

  (2)在介绍晾晒红花方法时,王祯详于鲁明善。王祯说:“摘取,即碓捣使熟,以水淘,布袋绞去黄汁;更捣,以粟饭浆清而醋者淘之,又以布袋绞去汁,即收取染红,勿弃也。绞讫,着瓮器中,以布盖上,鸡鸣更捣令均,于席上摊而曝干”。[55]平心而论,王祯的表述远不如鲁明善的文字简洁易懂,这或许是《撮要》更受百姓欢迎、并得以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三、《撮要》与民间日常生活

  若同《农桑辑要》和《农书》相比,鲁明善《撮要》除了按时令记述不同时段的农事活动外,还特别关注民间日常生活必备的副食品加工、衣物保管、养蜂采蜜等知识的总结和传授,即便是在今人看来,这些内容仍不过时,依然珍贵。毛毡制品,是北方或西北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工艺,同时期的农书几乎对此鲜有涉及。鲁明善在书中详细介绍“虫不蛀皮货”、“虫不蛀毡毛物”的具体方法:“用莞花末掺之,不蛀。或以艾播于皮货内,放于瓮中,泥封其瓮。或用花椒在内播收亦得”。[56]又,“用莞花末掺之,或取角黄,又名黄蒿,五月寿角晒干布撒,或毛物毡内捲收之,则不蛀”。[57]众所周知,农历四月,江淮地区逐渐进入梅雨季节,衣物、尤其是皮衣、毛毡类生活用品极易发霉变质,难以保存。鲁明善建议将“莞花末”、“艾”、“花椒”和“角黄”(又名“黄蒿”)播入皮货或毛毡内可预防虫蛀。笔者查检《〈本草拾遗〉辑补》、《千金翼方》、《本草纲目》等相关记载,“莞花”,又名“芫花”,为瑞香科植物芫荽的花蕾,具有辛香驱虫的作用。艾草,为菊科植物,因其具有一种特殊的芳香气,又名“艾纳香”。我国自古有在农历五月初五将艾悬于房门上方以避邪祛秽的民俗。[58]而“花椒”为芸香科植物草椒或花椒的果实,具有温中散寒,杀虫止痒的功效。[59]倘若鲁明善对上述植物的属性和功效全然不知,则很难提出以上独到的识见。当然,我们也无法排除这种见解得益于民间经验传承的可能性。

  在中国古代,当时令进入农历九月,人们开始腌制蔬菜,以便冬季食用。鲁明善十分关注这一问题,他在《撮要》中详细介绍了“腌芥菜”、“腌藏诸般菜”、“藏姜”、“腌萝卜”、“腌咸菜’’的方法,充分体现了作者关注民生的人文情怀。为便于分析,现将其“腌咸菜”的文字引录于兹:

  白菜削去根及黄老叶,洗净控干,每菜十斤,盐十两,用甘草数茎放在洁净瓮盛。将盐撒入菜丫内,排顿瓮中,入莳萝少许,以手实捺至半瓮,再入甘草数茎。侯满瓮,用砖石压定。腌三日后,将菜倒过,拗出卤水,于干净器内另放。忌生水,却将卤水浇菜内。侯七日,依前法再倒,用新汲水淹浸,仍用砖石压之。其菜味美香脆。若至春间食不尽者,于沸汤内灼过.晒干收贮;夏间将菜温水浸过,压水尽,入香油匀拌,以瓷碗盛顿,饭上蒸之,其味尤美。[60]

  上引资料详细介绍了腌制白菜的全过程。主要用料除白菜和盐外,还提到“莳萝”和“甘草”等辅料。美国学者谢弗研究认为,“莳萝”在唐代已经传人中国内地。相传,此物产自波斯。、“莳萝”的汉文名称首见于《海药本草》,有学者认为它不是梵文“jira”的译音,就是中古波斯文“zira”的译音。[61]元人对其性味已多所了解,成书于天历三年(1330)的《饮膳正要》记载说:“莳萝,味辛温,无毒,健脾开胃,温中补水藏,杀鱼肉毒”。[62]显然,腌白菜时加入“莳萝”,是为了提味。在元代社会生活中,盐、酱、醋、油、蜜是食品加工时不可或缺的调味品。除了用盐腌制各种咸菜外,人们还用它腌制咸鸭蛋。鲁明善记载说:农历十一月可以腌鸭蛋,具体方法是:“自冬至后至清明前,每一百个用盐十两,灰三升,米饮调成团,收干瓮内,可留至夏间食”。[63]鲁明善笔下的醋种类较多,有麦醋、老米醋、米醋、莲花醋,作者分别介绍其制作方法、注意事项,语言简洁,极易掌握。请看“做米醋”的方法:

  (六月)用籼谷三斗,每日换水,浸七日。蒸熟摊开,合成黄予,曝晒干极,三伏内以糙糯米一斗五升,水略浸,蒸熟侯冷,以谷黄捣碎,拌和蒸熟糯米。缸底先用蓼子数茎,然后入缸内。用水五升,上又用蓼子数茎,以米糠盖之,密糊封闭一月,然后剪出,用乌梅数个,盐少许,同入缸内,煮数沸,泥封收贮。切忌生水、湿器盛顿。[64]

  据以上记载,制作“米醋”的主料是籼谷和糯米,辅料为蓼子、乌梅、盐等,经过水浸、密封和煮沸等工序制作而成。鲁明善以较多笔墨介绍多种醋的加工方法,说明醋在当时人们的饮食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。忽思慧在论述醋的性味时说:“醋,味酸温,无毒,消痈肿,散水气,杀邪毒,破血运,除症块坚积。”又说:“醋有数种:酒醋、桃醋、麦醋、葡萄醋、枣醋,米醋为上,入药用”。[65]正因为米醋具有如此神奇的医学疗效,鲁明善才会一一介绍其制作方法,其良苦用心就不难理解了。

  忽思慧在《饮膳正要》卷2《诸般汤煎》中,列举了很多食方,其中多处提及应添加“白沙蜜”、“沙糖”、“熟蜜”、“白沙糖”、“白纳八”(即沙糖)。需要添加“白沙蜜”为辅料的食谱有“羊蜜膏”(第154页)、“小石榴煎”(115页)、“桃煎”(114页)、“木瓜汤”(第109页)、“桂浆”(第102页)等。尽管“白沙糖”和“白沙蜜”均属食品甜味料物,但制作工艺应有本质的区别。有元一代,已经开始制作颗粒状的沙糖。沙糖有黑、白之分,[66]元廷设有沙糖局,“掌沙糖、蜂蜜煎造,及方贡果木”。[67]江浙行省处州路(今浙江丽水)“出产荻蔗,每岁供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。糖官皆主鹘、回回富商也,需索不一,为害滋甚”。至元年间,江浙行省左丞李朵儿只任处州路总管,“李公一日遣人来杭果木铺买砂糖十斤,取其铺单,因计其值,比之官费有数十倍之远”。[68]有学者研究认为,元代汉文史料把犹太人称为术忽、主鹘、主吾或术忽回回,他们在社会上属于色目人。[69]可见,犹太人控制着江浙一带砂糖的生产和销售,他们哄抬糖价,即便是当地官员都难以承受,普通百姓更不可能享用。蜜是蜂蜜的加工品,普通百姓可以以此作为甜味剂替代沙糖。以往我们并不清楚何为“白沙蜜”?所幸的是,鲁明善在《撮要》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。

  农历十月,割蜜。其方法是:

  宜开蜂窝后门,用艾烧烟微熏,其蜂自然飞向前去。若怕蜂蜇,用薄荷叶嚼细.涂在手面上,其蜂自然不蜇。或用纱帛蒙头及身上截,或用皮五指套手,尤妙。约量存蜜。自冬至春,其蜂食之余者,拣大蜜脾,用利刀割下,却封其窝,将蜜脾用新生布纽净,不见火者为“白沙蜜”,见火者为“紫蜜”。入篓盛顿。[70]

  据此,“白沙蜜”和“紫蜜”的区别已经判明。作者若非亲身实践或目睹割蜜全过程,很难将其记述得如此细密、完整。

  “酥”在波斯语中由“油”和“牛”构成,指牛油、黄油、奶油。酪,在波斯语中义为“酸的”、“酸奶”。[71]在元代,“酥”、“酪”这两种食品已成为宫廷和百姓餐桌上的美味。据《饮膳正要》,酥油又可细分为“醍醐油”、“马思哥油”。忽思慧进一步解释说:“酥油,牛乳中取浮凝熬而为酥”;马思哥油的制作方法:“取净牛奶子,不住手用阿赤(系打油木器也)打,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,今亦云‘白酥油’”。而醍醐油,则“取上等酥油约重千金之上者,煎熬、过滤净,用大磁瓮贮之。冬月取瓮中心不冻者,谓之‘醍醐’”。[72]以上材料说明,“马思哥油”和“醍醐油”均以酥油为原料加工而成。醍醐,为天竺语。时人亦将酥乳之精液誉为醍醐。耶律铸有诗曰:“竺仙仙液养醍醐,甘露香融尽玉酥。玉食自推天上味,八珍谁更数淳母”。[73]宫廷内风行的各种茶饮,诸如“枸杞茶”、“西番茶”、“炒茶”、“兰膏”和“酥签”内或加入酥油,或加人马思哥油,这种茶饮之风势必在当时社会各个层面产生影响。遗憾的是,同一时期的其他农书对这一饮食现象只字不提。唯独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在《撮要》一书中给予特别的关注,他不仅详细介绍了“造酥油”的方法,还用简洁的文字向普通民众传授“造酪”和“晒干酪”的知识: